1948年4月，费孝通先生出版了《乡土中国》这一社会学巨著，此书的伟大前瞻性和对中国乡土社会的重要意义想来已不必我再多言——但我相信一定会有人同我一样在意：既然都属于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作品了，《乡土中国》中的内容难道这么多年仍然完全适用吗？中国的乡土性当真如顽石般一成不变？
时代在发展，过往的作品总要添上新注脚，这样的文学才能不断创新，这样的文化才具有向更渺远处延伸的动力。由于时间及精力有限，在此只谈及我对于临沂乡村地区乡土性变化的一些看法。
从地缘关系来看，临沂的大部分乡村地区或许正处于费老所提到的乡土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的“过渡期”——但总的来说更偏向乡土些。例如，现在的乡村地区仍是因地而聚，长期不动的。但通常，我们说它们是“上一辈”的村落了，我们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仍住在这里，是因为他们已经在这里落户定居了将近一辈子，他们不想离开，也不能离开脚下这片黄土地，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根基。从双亲及我们这一代开始，出现了主动离开村落的变化——这就与费老所说的被动离开很不同了。若先前是蒲公英般因风飘落，延续种族，那现在便是苍耳远走，自求机遇了。
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二：第一，农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是“从土里长出来”的，现在的农村却很难看到农户傍田而居的场面了，与耕地的距离被拉长，耕地集中耕作，收入不足都是旧农业的弊处。前两者有利于发展新农业，后者，我以为则是促使农民转行的最根本原因。第二，前文之所以说，临沂乡村正处于乡土到现代的过渡期，主要体现的一个方面就是临沂在大体上以市中心为原点，是中心辐射式的经济发展方式。虽然另有些地区凭特色产业跨进现代化，但各地区主流方向仍是政府带动，谋划布局。
新时代信息传递更快，不再像旧乡村一般，这种信息传递对农业是巨大的变化。效率更高，品质更优，周期更短，种种诱人的条件促使农民去了解现代，一了解便发现，世界确实是变样了。感慨之余，行业也就改组了，没了土地的束缚，人们向着经济条件更优渥的地方挪移，新农民靠现代农业技术收益足够，也就各自安其居，乐其业了。经历过新旧迭代的人，如祖父母、父母辈，或是续着土地的小农残业以资儿女，或是农忙时节补贴家用。总之，土地已不适合成为小农的主要经济来源了——它还在逐渐担起更多功能，如强化家族联系的作用。
从时间关系来看，临沂农村地区的乡土性变化则较为符合当今发展大势，趋于快节奏发展。慢生活在城市化中逐渐减少，但以另一种方式被保存，像是“景点式”的慢生活。打个比方，我们当下的生活是处在行驶的火车中，窗外的景色便是慢速生活。景色不常变动，我们当然可以下车去凝望那原野，落日，但最终要重回列车。若要说实在的慢生活，那些原野上定居的人家，总之确乎是少了。
时间的加速，也是信息迭代的加速。信息时代，即使是农村人家也可以足不出户看尽天下事，看的事多了，曾经以为无比重要的事，也就平常了。若是费老笔下的乡土中国，农村间大概一辈子也不会有这么多变动，这种变动常让年龄大些的父母、祖父母无所适从，同时它也在时间尺度上磨蚀着农村地区的乡土性：因为时间快了，人情便不知不觉变淡，变远了。
《乡土中国》中的描述与现在乡村差距最大的变化，同时也是最复杂的变化，我觉得便是人缘关系的变化。连乡土中的基本格局——差序格局都有了演化，其他各方面的变迁也不足为奇了。
以家族为例子，现在临沂地区的农村仍有许多“王家村”“姜家岭”一类名称的村落，或许在许多年以前，这里是一整个家族的延续地，如今则大不为然，村中老人也说，已久未闻再有什么名声显赫的大家宗族，或是能独挑大梁的地方豪强了。既然家族观念都逐步淡化，拆分成家庭这样的小类别，“长老统治”也就几乎是消亡殆尽，可以闭口不提了。《乡土中国》中的差序格局是以自身为原点，向周围扩散的一层层人际关系，而现在，这个圈子似乎既变大了，又变小了。这么说并不矛盾，变大的原因，家族成员的距离范围更广，分布更散，而且还有旅行来客、网络交友等等多种打破时间和空间限制的，发生关系的方法，这圈子明显大了许多。可因为关系到的人物多了，不可避免的，关系到的深度会变浅。倘若说差序格局是水面上的波纹，那现在便是下起了雨，无数雨点落下，早已理不清那错综复杂的轻波了。在这样的格局中唯能深层理解得了，守护得住的，只有自己和家庭这个最小团体单位了，这么说人缘圈子又小了。
由此可以推证，差序格局发展到如今，早已不是单一平面上的关系，它演化成了一个立体的，球网型的格局。这种由二维到三维格局的变化，上文刚论证过的家族变化必然是重要原因之一。
再说“系维着私人的道德”。曾经费老笔下礼制和法制难以共存，时至今日，它们终于出现了融合。道德便是礼制的规则。前文所说，由于人际圈子变大了，社会的种种有所改动，曾经不可动摇的“礼”，重量便有所减轻。遇到不够熟悉的人，怎么能无偿地给予他信任呢？熟人社会关系在淡化，怎么能不依靠外物来加强制约呢？更不要说还有甚者以陌生为丢弃道德的资本，将“城市人的恶习”也带到了农村。这些种种原因都促成了“法”融入人们的生活，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很悲哀。与这个不断现代化，充斥着欺骗与猜忌的社会相对比，农民因为诚实热情屡登热搜也就可以理解了，因为在那一刻，他们的道德可以让整个社会紧绷的弦，都放松下来。
由于时间及精力有限，许多方面还没有展开述说，在此先表歉意。那么，最后我想说的是关于文字下乡的部分。
试问在农村，从无字交流到文字普及用了多长时间？而从文字普及到网络打字又用了多长时间？交流工具的迭代是在逐步加快的，文字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工具，心理学教授艾伯特·梅拉宾指出，在一般的沟通中，文字的占比甚至只达到7％，语音语调比重38%，肢体语言则占比55%，我想说的是，文字先前在乡村推行慢不是因为什么村民“顽劣粗鲁”，近代推行速度加快最主要的原因是乡村学校建立数量和质量的提高。文字推行有它的必要性，如打破时空限制，这一方面在日益远化的乡村社会关系中是不可或缺的。然而对于老年人，识字的紧迫性则没有那么高，他们早已适应了一套无需写下来的生活方式，如今学习文字尚未熟练，网络发展也已普及到农村，如此高频率的更新换代，我对于乡村老年人文化生活的发展，其实是有些担忧的。
语言文字还有一个独特的分支——方言。方言是劳动人民在劳动过程中创造出的独特语言，这种语言是独具地方特色的，虽然现在临沂当地农村的文字已经大体普及，部分方言却仍是无法用字写出来的，写出来也“变了味”。我见费老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并未详细讲述相关问题，或许在当时，方言只是众多乡土风物中普通的一种，然而在社会的发展与变迁下，方言反倒成了乡土性仅存的硕果之一了。问一句“哪里人”？听见是临沂人，临沂话，熟悉感便迅速建立，于是人们互相有了最低成本的信任。或许这也可以理解为是对乡土家乡的天然眷恋吧，这是许多人仍然怀念的，铺覆于钢筋水泥下的乡土精神内核。
以上便是我对临沂乡土变化的一些看法，如有谬误，愿请指正，不胜感谢。
后记
本文是笔者根据《乡土中国》中阐述的种种现象和方法理论指导，类比临沂乡村地区变化的一篇小论文（？）。笔者早已清楚不会有很多人有兴趣读完论文，强学术性，枯燥乏味是大部分同学看论文的最直观感受。尽管如此，笔者仍然决定写下并投稿，因为笔者觉得，生活需要思考。培根说，“思考是行为的种子。”尽管只是些小变化，尽管笔者的笔墨没多大意义，但不在乎细微的改变，就会难以察觉宏观的重构。
总之，感谢同学们读到这里。《乡土中国》虽是上学期的推荐书目，但其中的许多观点经久不衰，而且它是一本社会学入门级书籍，费老的讲述深入浅出，对社会学有兴趣的同学，这本书真的值得一读再读，这也是笔者选择在这个时候重提《乡土中国》的原因之一。
时隔一年之久，许多观点引述笔者或许有不妥的地方，欢迎任何同学提出意见或看法，也欢迎讨论，“不深思则不能造其学”，诸君共勉。
参考资料
- 《临沂市农村老年人养老居住方式的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宛立鹏等。
- 《以江村为例探讨中国农村的变化》——周玲玲等，来源：《价值工程》2015年第05期。
- 《临沂：“四雁”之变》，来源：琅琊新闻网。
- 《乡村振兴背景下村落文化空间设计研究》——张志远，崔晓光，发表在《城镇建设》杂志。
- 梅拉宾法则——由美国心理学博士艾伯特·梅拉宾提出。
- 《争论是最好的致敬——论有关<乡土中国>三个论争》——屈伟忠。
- 《关于临沂市农村产业化经营的调查与思考》——郑亚琴。
- 《乡土中国》《江村经济》——费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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